清晨翻邮箱时看到个年轻学生的咨询信,手指悬在键盘上半天没落下去。这孩子把麦考林排名前二十的学校列成表格,用荧光笔划得五彩斑斓,最后却问我:“老师,排名第七和第九到底差多少分?”突然想起十年前蹲在多伦多廉价公寓里查排名的自己——那时候我也以为选校是道精确的数学题。
麦考林的排名像份精心绘制的地图,但真正在丛林里跋涉过的人都知道,地图上不会标注哪片沼泽藏着食人花。去年在滑铁卢大学工程系咖啡厅,一个顶着黑眼圈的男生给我看他电脑:左边是麦考林将滑铁卢排在工程类第二的页面,右边是教授凌晨三点回复的邮件:“实验数据明早九点前必须提交。”他苦笑着搅拌冷掉的咖啡:“这个第二是用多少杯咖啡堆出来的?”
真正要拆解的是排名背后的血肉。当麦考林把“学生满意度”权重设为13%时,我总想起西安大略大学那片紫色樱花海。四月的风吹过UC Hill,刚经历期末考的学生躺在草坪上发呆,这种治愈感从不会出现在指标里。而“图书馆藏书量”统计更像个黑色幽默——麦考林给女王大学图书馆打了高分,但去年我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地下二层,亲眼看见几个学生举着手机当手电筒在密集书库里找绝版文献。
最危险的陷阱是把排名当统一标尺。曾有个文科生拿着麦考林榜单问我:“阿尔伯塔大学比维多利亚大学高五位,是不是更好?”当时我们正经过阿尔伯塔的冰球场,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吹得人脸发麻。后来他在维多利亚的渔人码头给我发照片,帆船桅杆间跳跃的阳光落在他人类学笔记上。学科生态的差异比排名数字残酷得多,商科生在罗特曼管理学院玻璃幕墙里分析的股市曲线,与纽芬兰纪念大学海洋研究者记录的冰川消融数据,本就不该放在同一张量表上。
这些年带学生逛校园时,我总特意绕道去看“隐形专业”。麦尼托巴大学的冻土实验室里,研究员正用激光扫描千年冰芯里的气泡;圭尔夫大学的食品科学楼飘着枫糖浆发酵的甜香。这些在综合排名里隐身的存在,可能藏着真正的未来。就像瑞尔森大学(现多伦多都会大学)的太空工程中心,当年在榜单中段徘徊时,他们的学生团队已在设计火星车零件。
最近整理旧物翻出2005年麦考林杂志,冠军还是麦吉尔。但当年在蒙特利尔地铁里遇到的医学院女生,如今正在刚果控制埃博拉疫情。她当年选择麦吉尔的理由很简单:“离犹太总医院就隔两条街。”有些真理从未改变:适合的学校是让你凌晨三点从实验室出来,看见图书馆的灯光仍觉得安心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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