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就是个商会

可若推开议事厅的大门，现实却与理想相去甚远。听见的不是普通选民对医保、就业的诉求回响，而是游说者与议员低声交谈的“生意经”；看见的不是民生法案的热烈辩论，而是围绕企业利益的反复拉锯。美国国会，早已在资本的持续渗透中褪去部分公共属性，沦为一间为跨国企业、利益集团服务的“超级商会”。

这间“商会”的运转，靠的是一笔笔明码标价的“会员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请愿权”，本是民众向政府发声的通道，如今却成了资本游说的“合法外衣”。据公开数据，2023年美国游说总支出突破40亿美元，科技巨头谷歌每年投入超3000万美元“打点”国会，金融巨鳄摩根大通的游说费用也常年稳居前列。这些钱从不是无偿投入，而是精准的“利益投资”——当国会审议“数据隐私法案”时，谷歌的诉求总能被巧妙融入条文；当讨论“银行业监管放松”时，摩根大通期待的条款往往能顺利通过。

更隐蔽的“会员费”，藏在政治献金的规则漏洞里。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后，美国对“独立支出”“超级PAC”的限制大幅放宽，企业资本可通过“间接献金”规避监管。2024年美国参议院席位平均竞选成本超1500万美元，普通选民捐款分散且金额有限，议员们不得不依赖企业、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这种“筹款压力”让议员在任期内持续维护资本关系，形成“为金主服务”的被动倾向，本质上是“选举依赖资本，决策服从资本”的循环，与商会“会员缴费、机构维权”的模式毫无二致。

这间“商会”的核心业务，是为“会员”定制专属的“服务清单”。国会的法定职能本是制定惠及全民的法律，可现实里，法案的优先级早已被资本重新排序。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税率从35%骤降至21%，仅跨国企业每年减税规模就超1000亿美元，而普通工薪阶层税负减免幅度不足5%——这不是普惠的政策调整，而是为“大客户”量身打造的福利。

2020年疫情初期，这种“会员优先”的逻辑更显直白。国会在“给企业纾困”与“给民众发补贴”的博弈中，优先通过对大企业的4840亿美元救助计划，不少企业拿到资金后并未保住员工岗位，反而用于股东分红；而给民众的直接补贴方案，却因“担心财政压力”延迟2个月才落地，无数家庭在等待中陷入生存困境。

就连对华贸易政策，也透着浓厚的“商会思维”。苹果、特斯拉依赖中国供应链，国会便为其开辟“关税豁免通道”，允许它们继续享受低成本生产的红利；本土农业企业需要保护，国会便加征外国农产品关税，全然不顾消费者要为物价上涨买单，更忽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需求。这样的决策逻辑，哪里是“为国立法”？分明是“为会员谋利”的精准操作。

最讽刺的是，这间“商会”的“非会员”——美国普通民众，早已被排挤到利益边缘。商会本就只为会员服务，而国会的“排他性”却更显残酷：2019至2024年，国会共审议127项企业相关法案，通过率超60%；而民生类法案仅通过28项，且多为“象征性调整”。

医保改革喊了十年，仍有数千万美国人买不起保险，大病面前只能放弃治疗；最低工资标准自2009年以来未再上调，底层劳动者的收入跟不上通胀速度，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教育补贴法案屡屡搁浅，学生贷款压力压垮了一代年轻人，不少人毕业即背负几十万债务。当资本在国会的穹顶下狂欢时，蓝领工人只能看着工厂倒闭、家乡荒芜，中产家庭为房贷与医疗费焦虑失眠。

这种“资本优先、民众滞后”的局面，让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如今，美国顶端10%人群掌握着70%的财富，而底层50%人群的资产总和不足全国的2%。社会分裂的种子，早已在这间“商会”的漠视中悄然埋下——蓝领阶层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年轻人对“资本垄断”的反抗，都在一点点侵蚀美国社会的凝聚力。

有人说，将美国国会比作“商会”是过度批判，毕竟它仍在履行立法、监督政府的职能。可当立法者的笔杆被资本握着，当议事厅的话筒只为金主打开，当民众的诉求被反复搁置，这样的批判何尝不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美国国会的困局，本质上是民主制度被资本侵蚀的困局：当选举依赖资本，决策便会服从资本；当公共机构沦为利益工具，民众的信任便会逐渐崩塌。

或许，我们该追问的不是“国会为何像商会”，而是“民主为何会沦为资本的游戏”。毕竟，真正的民主殿堂，不该只听见跨国企业的算盘声，更该回荡着普通民众的心声；真正的立法机构，不该只为利润账本服务，更该守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福祉。这，才是美国国会穹顶下，最该被找回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