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在東北長大,聽老一輩講起九一八事變,總有個疑問縈繞心頭:張學良身為東北軍統帥,為何眼睜睜看家鄉淪陷而不抵抗?後來翻遍史料,走訪歷史學者,才發現這不單是個人抉擇,而是時代洪流中的無奈縮影。歷史從來不是黑白分明,張學良的決定背後,藏著錯綜複雜的因果鏈。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突襲瀋陽北大營,點燃戰火。張學良坐鎮北平,接到急電後,卻下令全軍「不准抵抗,不准動武」。短短數月,東三省淪陷,千萬同胞陷入苦難。表面看,這是懦弱或失職,但深挖下去,會發現一連串歷史積澱的壓力。
張學良接手父親張作霖的基業時,才二十多歲,年輕氣盛卻經驗不足。他留學日本,自認了解對手,誤判關東軍的行動只是局部挑釁,不會升級成全面侵略。這種認知偏差,源於他對日本內部派系的輕信——以為溫和派能壓制軍方,結果軍國主義早已失控。個人性格上,他優柔寡斷,面對突發危機時,習慣依賴幕僚,而當時身邊的顧問大多主張避戰,怕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政治棋局更為致命。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策略,視共產黨為心腹大患。事變前後,蔣多次密電張學良,強調「避免衝突,保存實力」。名義上,張學良服從中央,這種上級壓力讓他進退維谷。若違抗命令抵抗,可能被扣上叛亂帽子;若退讓,則背負罵名。歷史檔案顯示,張學良私下曾表達不甘,但權衡利弊後,選擇了妥協。這不僅是個人抉擇,更是軍閥時代的悲劇——地方勢力與中央的角力,讓國家防禦支離破碎。
軍事現實也不容忽視。東北軍號稱三十萬大軍,但裝備落後、訓練鬆散,面對日軍精銳的飛機坦克,勝算渺茫。張學良評估後,擔心全面開戰會導致東北軍崩潰,甚至引發中日大戰,而當時中國工業薄弱,無力支撐長期衝突。同時,他寄望於國際干預,以為英美主導的國際聯盟會出手制裁日本。這種幻想,源自一戰後的國際秩序觀,卻忽略了列強的自利算計——國聯的軟弱回應,最終讓東北成了犧牲品。
更深層的,是歷史的宿命感。張作霖時代,東北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經濟合作,張學良繼承這份遺產,卻成了包袱。他試圖擺脫日本控制,推行鐵路國有化,反招致關東軍報復。這種矛盾關係,讓他誤判形勢,以為退讓能換取時間。結果,不抵抗事件點燃了抗日烽火,也催化了中國的覺醒。事後,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轉向抗日,或許是對過往的救贖,但歷史的傷疤已刻下。
回望這段往事,與其苛責個人,不如反思時代的教訓。國家分裂、中央無力、國際孤立,讓英雄也成凡人。張學良的選擇,是亂世中的一記警鐘——唯有團結自強,才能抵禦外侮。每當讀到這段歷史,我總想起東北的雪,純白卻冰冷,見證了太多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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