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半的天光微亮,台北街頭尚未甦醒,我習慣性地將車停在巷口轉角那家熟悉早餐店旁。車窗搖下,冷冽空氣混著剛起鍋的油條香氣飄進來。後座安全座椅上的小身影睡得正酣,臉頰還壓著昨夜故事書的一角。這是我現在最熟悉的場景,比任何舞台的追光燈更真實,也更沈甸甸。手指無意識地敲著方向盤,思緒有時會飄得很遠,飄回十幾年前,那個站在鎂光燈下,連呼吸都像在表演的自己。
二十出頭闖進演藝圈,像闖進一個巨大璀璨的萬花筒。第一次在電影《孤男寡女》裡露臉,導演喊卡後,手心全是汗,背脊緊繃的肌肉痠了三天。那時的世界好簡單,劇本是人生指南,導演口令是行動準則,成敗繫於票房數字與娛樂版面的篇幅。我記得深夜收工後,和幾個同樣青澀的演員擠在油麻地廟街的粥檔,一碗滾燙的艇仔粥下肚,談論著明天試鏡的台詞,眼裡的火光能把維港夜色點亮。那幾年,像穿著紅舞鞋不停旋轉,從港產片的喜劇小配角,到台灣偶像劇裡說著彆腳國語的女二號,再到後來幾部還算有點迴響的電視劇。掌聲很響,但踩在腳下的地,總覺得有點虛浮。
真正觸動轉型念頭的,不是某個驚天動地的挫折,而是一種緩慢的「失重感」。三十歲生日前夕,我在片場補妝,鏡子裡那張被粉底和燈光修飾得無懈可擊的臉,突然覺得陌生。攝影機像一面照妖鏡,照見了表演與本我之間越來越深的溝壑。我開始渴望觸摸作品的核心,而不只是被鑲嵌在表面的裝飾。收工後留在剪接室看毛片,比在鏡頭前念十句台詞更讓我血脈賁張。那是一種近乎自虐的快樂——從浩瀚素材裡淘洗出真正有力量的幾秒鐘,熬到雙眼通紅換來一個流暢的轉場。朋友笑我傻:「放著輕鬆錢不賺,去碰那些硬邦邦的機器?」我只是著迷於那種「創造」的實感,像親手捏塑一團有溫度的泥土。
幕後的路,走得比幕前更崎嶇。第一次獨立擔任劇集副導,預算緊得像勒住喉嚨的繩索。連續七十二小時沒闔眼,在桃園一處廢棄廠房趕拍雨戲,人造雨冰冷刺骨,現場收音被隔壁工廠的貨車噪音徹底毀掉。我蹲在積水的水泥地上,看著監視器裡報廢的畫面,眼淚混著雨水流進嘴裡,鹹得發苦。那時才真正懂得,幕前光鮮背後的每一格畫面,都是無數人咬牙硬扛的痕跡。後來轉向製作統籌,協調資金、安撫各方角力、平衡藝術與現實的天秤,更是一場漫長的修行。手機永遠插著行動電源,行事曆精確到以十五分鐘為單位切割。累嗎?當然。但當作品成形,那種紮實的成就感,是過去站在頒獎台邊緣時從未體會過的重量。
婚姻與孩子的到來,像一場溫柔的地殼變動。懷老大時,挺著七個月肚子還在劇組開會,孕吐的酸水混著咖啡吞下肚。先生是圈外人,起初完全無法理解我手機裡那些凌晨三點還在跳動的群組訊息。磨合期漫長得像永無止境的梅雨季,爭吵最凶時,連「離婚」兩字都曾脫口而出。直到孩子出生,那個皺巴巴的小生命躺在懷裡,奇蹟般地成了我們之間的黏合劑。我學會把「製作人」的盔甲卸在家門外。現在最珍貴的時光,是週末清晨陪孩子坐在地上,用積木堆出歪歪扭扭的城堡,任憑珍貴的晨光從窗簾縫隙溜走,而不急著去「善用時間」。偶爾在幼稚園門口被當年的影迷認出,對方驚呼:「妳是陳文媛?現在…好不一樣!」我總笑著點頭。是啊,不一樣了。從需要被看見,到學會看見生活本身,這條路我走了十幾年。
前陣子整理舊物,翻出當年拍《戀愛自由式》穿的泳衣戲服,亮片早已黯淡。女兒好奇地摸著衣服問:「媽媽,這是公主穿的嗎?」我愣了一下,笑著摟住她:「這是以前媽媽工作時穿的戰袍喔。」孩子不懂什麼是戰袍,只覺得亮晶晶的好漂亮。那一刻忽然明白,人生的轉場從來不是「華麗轉身」那麼簡單的詞彙能概括。它更像溪流改道,在日復一日的沖刷中,不知不覺開闢出新的河床。從水銀燈下的表演者,到鏡頭後的說書人,再到兩個孩子的媽,每個身分都留下獨特的刻痕。我不再是聚光燈瞄準的焦點,卻在廚房暖黃的燈光下、在孩子睡顏旁翻劇本的深夜裡,找到了更遼闊的舞台。這舞台沒有喝采,但有實實在在的生活紋理,踩上去,是踏實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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