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盘在手里转了个弯,拐上Muskoka路时,松林的气息就浓了起来。导航终点是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小镇,一个听起来就带着木头和湖水味道的名字。说实话,来之前,我对诺尔曼·白求恩的印象,几乎全凝固在中学课本里那张黑白照片上——穿着八路军军装,眼神像手术刀一样锐利。直到车子停在那栋维多利亚时代的老红砖房前,门口那块不起眼的牌子写着“Bethune Birthplace”,一种奇异的时空错位感才猛地攥住了我。这里,竟是他漫长旅途的起点。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吱呀一声,像是掀开了1890年的书页。空气里有股陈年木头混合着淡淡消毒水的奇特味道。玄关不大,墙上挂着白求恩家族的老照片,一张张面孔安静地悬在时光里。导游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声音温和得像在讲邻居家的往事:“亨利(白求恩的父亲)是个牧师,伊丽莎白(母亲)是传教士,信仰和救赎的种子,大概在这儿就悄悄埋下了。” 她指着一架老式脚踏风琴,“诺尔曼小时候,这屋子里常飘着圣歌。” 很难想象,那个后来在西班牙内战的硝烟里、在中国太行山的炮火中穿梭的身影,也曾被这样的旋律环绕。
穿过狭窄的走廊,客厅显得庄重而略显拘谨。深色胡桃木家具泛着温润的光,蕾丝窗帘滤进午后的阳光。壁炉上方挂着复制的水彩画,笔触带着点业余的生涩。“这是诺尔曼画的,”老太太语气里有种不易察觉的骄傲,“他可不只是个拿手术刀的。” 旁边玻璃柜里躺着一本翻开的、边缘磨损的笔记本,上面是年轻白求恩略显潦草的字迹,记录着对当时医疗制度的不满,字里行间跳跃着理想主义的火苗。站在这里,仿佛能触摸到那颗年轻灵魂的躁动与思考。
厨房是整个房子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巨大的铸铁炉灶占据一角,擦得锃亮的铜锅挂在墙上。木桌厚重,仿佛还能闻到刚出炉面包的香气。导游拿起一个老旧的、带着豁口的搪瓷杯子:“这种粗粝的日常,和他后来在中国前线用搪瓷碗喝小米粥的日子,莫名有种遥远的呼应。” 角落立着一个半人高的木箱,打开看,里面竟是些简易的木工工具。“他手很巧,在蒙特利尔当胸外科医生时,为了改进那些笨拙又昂贵的手术器械,自己就在地下室里叮叮当当。” 原来那把后来在战场上救命的“白求恩肋骨剪”,最初的灵感火花,或许就诞生于这种对“不完美”的无法忍受。
二楼的卧室更私密。窄窄的儿童床,铺着素色格子床单。书桌上摊开一本解剖学图谱,插图精细得令人屏息。最震动我的,是角落一个不起眼的皮箱。箱子半开着,里面静静躺着几件复制品:一套擦拭保养得极为干净的、闪着冷光的简易手术器械(包括那把著名的肋骨剪),一个注射器,几卷绷带,一本薄薄的、用油布包裹的笔记,上面密密麻麻是中文和英文混杂的医疗记录。它就那样随意地放在那里,像一个随时准备出发的行囊。那一瞬间,课本里那个遥远高大的符号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比具体、仿佛能听见他呼吸的人——一个随时准备拎起箱子,走向未知战火与病痛的医生。这箱子里的东西,比任何雕像都更有力量。
后院的阳光很好,苹果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草地上。树下有张长椅。我坐下来,看着这栋安静的红房子。历史书总是把人物扁平化,要么是光芒万丈的圣徒,要么是面目模糊的背景板。但在这里,在这栋他生活了最初三年的房子里,在白求恩的出生证明、他儿时的玩具、他练习的绘画、他父亲的书信、他母亲弹过的风琴声中,那个复杂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灵魂才一点点拼凑起来。他激烈的改革理想,对底层苦难近乎偏执的共情,他那在个人生活与宏大使命间撕扯的痛苦,甚至他那有时让人难以相处的固执……所有这一切,都找到了最初的土壤。他并非生来就是国际主义战士,他是从这样一个浸透着清教徒责任、维多利亚时代保守气息、却又孕育着变革思潮的家庭里,一步步走向世界,最终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生命最炽烈的燃烧点。
离开时,夕阳给红砖墙镀了层金边。小镇主街上飘着冰淇淋的甜香,游客们悠闲地逛着。不远处的白求恩纪念馆新馆里,循环播放着中国老人回忆他的影像片段,那些浓重乡音讲述的“白大夫”的故事,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温热。故居和纪念馆,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却奇妙地在这个宁静的湖畔小镇连接。回望那栋渐渐融入暮色的小楼,忽然明白,理解一个传奇,或许就该回到他最初站立的地方,感受那平凡土壤里,如何悄然孕育出不平凡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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