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達凌晨五點的街角,卡車司機阿里搓著手在路邊攤等他的炒麵。三萬印尼盾的早餐佔去他日薪的八分之一,塑膠椅上凝結的露水沾濕洗到發白的工褲。我在隔壁桌啜著過甜的kopi tubruk,聽見他對同伴嘟囔:「上個月房東又漲價了,兒子學校要買平板電腦⋯」
這樣的場景在印尼各工業區反覆上演。根據人力資源部最新統計,2024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UMK)平均落在318萬印尼盾(約新台幣6300元),但這數字掩蓋著驚人地域落差。雅加達特區衝上490萬盾,而西努沙登加拉省僅有248萬盾。更別提非正式勞動者——路邊炸豆腐的小販穆罕默德告訴我,他每天收入不到10萬盾,還得躲警察開罰單。
當跨國企業報告裡寫著「印尼人力成本優勢」,指的往往是那些遠離首都的工業園區。參觀過西爪哇的成衣廠,流水線女工指尖翻飛縫製國際品牌T恤,月薪剛過最低標準。廠長私下坦承:「我們按法規給薪,但工人要達標量才能領全額。」而同一時間,雅加達SCBD金融區的科技公司裡,25歲的App工程師迪卡展示他新入手的電動摩托車——他的年薪是紡織女工的七倍。
薪資成長的齒輪其實正在轉動。去年雅加達省長頒布8.5%的調漲幅度,創十年新高。但我在泗水傳統市場採買時,賣香料的老闆娘蒂妮掰著手指算:「食用油漲三成,雞蛋漲兩成,政府說加薪7%?」她苦笑著把兩顆雞蛋放回籃子。這種現實讓勞工團體在總統府前舉的標語寫著:「UMK UMP(區域最低工資)追得上通膨,追不上我們的尊嚴」。
零工經濟的薪資迷宮更耐人尋味。認識的Grab機車司機阿迪,清晨送完上班族趕著去接孩子放學。「平台說時薪有2萬盾,但扣除油錢、維修和等單空檔⋯」他掀開磨損的座墊給我看裡面的記帳本,密密麻麻的紅字比黑字多。而我在峇里島遇到的遠端設計師莉娜,邊喝酪梨拿鐵邊展示她接澳洲案的報價單:「同樣工作,澳洲客戶付的錢是本地廠商三倍。」
未來五年的薪資曲線,藏在總統佐科威的移都計畫裡。當政府機關陸續遷往婆羅洲的努山塔拉,東加里曼丹的工地燈火徹夜通明。混凝土工尤素夫從龍目島來這工作,日薪比家鄉多5萬盾,但指著簡陋工寮說:「錢多了,命也賭上了。」新首都像塊巨型磁鐵,正重新排列印尼的薪資版圖。而電子廠林立的巴淡島,馬來西亞籍主管跟我透露:「越南和泰國工資追上來後,我們反而開始加薪留人。」
薪資從來不只是數字。在日惹見過退休教師用養老金資助女兒開網店,在萬隆咖啡廳聽過創業青年抱怨「請不起好工程師」。這個2.7億人口的國家,正踩在傳統與現代的鋼索上搖晃前行——下面沒有安全網,只有無數雙向上伸長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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