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中国女商人在赞比亚遇害：危险的非洲淘金梦

10年前，47岁的外企员工石圣芳去往非洲南部的赞比亚。她买下农场做养殖，还计划建果园和农家乐。然而，在旱灾和社会裂缝加深的环境下，她没有等到理想实现。她的遇害已经是今年赞比亚第三起牵涉到华人的命案。

寻找青荷

王伊宁最后一次收到妈妈石圣芳的微信是7月2日。那天，石圣芳像往常那样分享了一条从网上看到的养生内容，王伊宁没回复。王伊宁平时在湖北，和身在非洲赞比亚的石圣芳隔一两天就会联系一次，但7月她刚刚开始新工作的试岗，所有注意力都在工作上，等神经放松下来，已经是7月7日晚上了。突然意识到五天来妈妈都没有发过新的消息，王伊宁有些担心，她连打了几个电话给石圣芳，一直无人接听。

第二天，王伊宁从石圣芳在赞比亚的朋友李银红那里得知，7月5日，对方就联系不上妈妈了。李银红住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离石圣芳所在的南方省首府利文斯顿约480公里，李银红只能找朋友到石圣芳的农场去看，而朋友在农场外听到当地人说，看见石圣芳坐车出门了。王伊宁想，妈妈可能是手机摔坏了，或者在农场手机连不上信号——石圣芳的农场一点网络信号都没有。又等了一天，王伊宁坐不住了，她又联系到妈妈的另一个朋友，“一定要见到本人，然后打个电话给我”。

7月10日，住在利文斯顿的一位华人酒店经理孙士昌前往石圣芳在姆库尼村的住所。孙士昌告诉本刊，利文斯顿一共只有大概16个常驻华人，大家互相都认识，但其他所有人都住在市区，只有石圣芳住在农村，他也是第一次到石圣芳的家。

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偏僻村庄，石圣芳的平房由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着，院门上了锁。孙士昌翻进院子，看到院里有几只饿死的鸭子，还有两只狗饿得骨瘦如柴。他翻窗进屋，房内“非常简陋”：一个不算宽敞的单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旧木桌和一台冰箱，还堆放着水泥、木板等建筑材料，木桌子上已经积了灰，石圣芳随身带的白色镶珠手提袋就放在桌上。孙士昌判断，石圣芳有段时间没有在这里生活了。

孙士昌又开车到10公里外石圣芳的农场，农场里的上千只鸡安然无恙，但不见石圣芳本人，倒是有一个新来的赞比亚工人，自称刚来上班五六天，由农场经理安德鲁聘用，从未见过中国老板。附近有人提到看到农场经理安德鲁曾在7月10日开车离开农场，但后来安德鲁在接到警方问讯时挂断了电话。

王伊宁慌了，她怀疑妈妈被绑架。在卢萨卡工作的华人杨梅是石圣芳的朋友，她最先报警。赞比亚的华人开始合力寻找石圣芳。在赞比亚的华人圈子里，57岁的石圣芳被熟人们叫作“青荷”，这是她的微信名也是笔名，符合她表现出的优雅温婉的气质。石圣芳在赞比亚已经整整10年，算是老资历，待过华人众多的卢萨卡、铜带省，最后又落脚在旅游城市利文斯顿，做过翻译、清关、地接、农场，华人圈子里很多人都对她有印象。

7月22日，坏消息传来。在利文斯顿开商店的华人老板庄平真和警方一道追踪农场经理安德鲁——他被警方列为石圣芳失踪的最大嫌疑人。

因为路况差，200多公里开了7个小时，凌晨5点才在漆黑中找到了安德鲁的女友家。由于安德鲁的女友的弟弟大声呼喊示警，安德鲁迅速逃到村庄附近的森林里面，侥幸逃脱警方的追捕。庄平真和警方在院子里发现了石圣芳那台破旧的银色卡罗拉汽车，后备箱有石圣芳的吉他，还有铁锹和绳索。

车上找到的石圣芳的吉他（受访者供图）

8月1日，在石圣芳失踪的第30天，警方联系上王伊宁，告诉她一个村民在机场附近的灌木丛里看到了一具遗体，这个机场距离石圣芳的农场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王伊宁从照片里认出了衬衣，那是她今年给妈妈买了寄到赞比亚的，黑色，带着蕾丝花领，妈妈很喜欢。那时候，王伊宁“所有期待都落空了”。

七天后，8月8日，赞比亚警方在紧靠着邻国纳米比亚的界河赞比西河找到了一具浮尸，确认是逃亡的安德鲁。

水里打捞起来的嫌犯的外套

农场梦

7月13日，王伊宁第一次来到这片石圣芳生活了10年的大陆，第二天，她前往石圣芳的农场，在干冷的空气中，车子行驶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穿越辽阔的荒原。农场人烟稀少，方圆几公里内都没有灯，跟她印象里一样“贫瘠”，农场“也不比中国的村庄新奇”。

石圣芳是在2015年到的赞比亚。她有着同龄人中优秀的履历：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会说英语，先是在湖北一家有名的日化企业工作，后来在德国企业做中文播音员。从德资企业辞职之后，她去过烟台、佛山、上海工作。

王伊宁记得，2015年妈妈提到在工作上很不愉快，“在公司受到老板打压”。王伊宁说妈妈擅长读书，但不太擅长社交，人情世故上总是不顺利，“直愣愣的，不够灵活，也不太善于观察别人情绪，老得罪人”。另一个打击是多年前就离婚的前夫再婚了。“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她焦虑、压抑，想换个环境生活。”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是石圣芳所在的上海公司可以外派赞比亚。王伊宁知道，妈妈下定了决心的事，自己只能同意。

在许多见过石圣芳的华人眼里，她是耀眼的，喜欢穿旗袍和色彩鲜艳的衣服，戴珍珠项链，妆容很精致。

在卢萨卡经商的李银红和石圣芳相识多年。李银红佩服石圣芳是“高才生”——在赞比亚，许多像李银红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是生意场上的好手，但要么文凭不高，要么没在大企业待过。

不过，石圣芳在赞比亚待得也不顺利。她在赞比亚的第一站是首都卢萨卡，然后是铜带省，2018年，她到南方省的利文斯顿落脚。她并不安于只是替别人打工，换了好几次工作。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执行会长吴明听说当时石圣芳上当受骗，做钢材生意把积蓄亏掉了——去利文斯顿是因为认识那边村子酋长的妻子，可以用便宜价格买地。

石圣芳在利文斯顿时最初是在市区租房，买到地后搬去了农村。吴明告诉本刊，在赞比亚选择做农场的人，本钱通常比较薄。“农场门槛比较低，租一块地只需要一两万人民币。”这种小本创业也面临更高的风险。

庄平真说，利文斯顿是知名的旅游城市，市区治安很好，“只要留在城市，24小时都没问题”，但农村远离市区，缺电断网，相对危险。石圣芳在卢萨卡的朋友杨梅记得，刚买下田地时石圣芳特别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她理想中，“会有鸡舍，有养牛的，有果树，有花园，有农家乐等等”。

通往石圣芳农场的必经之路（受访者供图）

但很快新冠疫情和旱灾就接连冲击这个新手农场主。杨梅记得，2019年自己在卢萨卡的一场聚餐上见到石圣芳。“疫情开始，航班取消，她的一批果树被困在广州机场，把她急坏了。”这一年，赞比亚也发生了严重旱灾，南方省的大片土地颗粒无收。也许是因为这样，石圣芳早早放弃了果树种植，只养鸡，给当地一家企业供货。

2022年，在朋友的印象里，石圣芳显得有点落魄，她嘴唇白得没有血色，脸上都是灰蒙蒙的，晒得黝黑，“没有了以前那个精气神”。出去和其他华人聚餐，她的衣服总是很脏很旧。庄平真记得有一次石圣芳穿了一件很旧的牛仔衣，像“三四十年前的样子”。她不多的钱都花在了扩大农场上。

王伊宁说妈妈平常也接帮人清关的活儿，收入不稳定，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两三千美元，一挣到钱就全都投进农场、买设备。“打一口井就花了3000美元。”后来王伊宁在石圣芳家里看到堆着的各种设备，有的是两三年前就买了的，都还没启用。

一开始，石圣芳也雇过中国人管理农场，但这些员工很快就都离开了，收入低、不稳定是主要原因。从中国远赴非洲的人，大多更期望到国企、大企业工作，那里最低工资一般是7000元人民币左右。2022年，石圣芳只好把国内的侄子叫到农场帮忙。侄子当时20多岁，在国内做生意亏了钱，到石圣芳在赞比亚的农场帮忙，不领工资。

2023年，侄子得了带状疱疹，回国治疗了。侄子曾经告诉王伊宁，农场非常艰苦，他不理解姑姑为什么要坚持。

石圣芳的侄子见过安德鲁。他告诉王伊宁，安德鲁就是姆库尼村人，来农场求助，说自己没有饭吃了，请求石圣芳把他留下来。吴明说，当地工人的正常工资是每月三四百元人民币。安德鲁身形偏瘦，看起来二三十岁。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铜带省分会会长王新从利文斯顿警方处得知，事发前，石圣芳曾经三次解雇安德鲁，又三次重新聘用。

冲突增多

在石圣芳失踪的一个月里，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先后收到了共计170笔善款，募集了60.73万克瓦查（约合人民币18.83万元），用于支持警方开展搜寻和调查，以及照料和安抚家属。

吴明告诉本刊，整个利文斯顿乡下只有一台警车——只有给够警方车费、油费，才能在这个警力短缺的国家推动办案进程。在赞比亚25年，吴明还是第一次目睹如此多的华人集结起来寻人，他觉得除了石圣芳认识的人多，为人热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被她的处境触痛了，心揪着。

石圣芳遇害已经是今年赞比亚第三起牵涉到华人的命案。就在5月29日，在赞比亚铜带省基特韦的一个偏僻农场，农场的租赁者、河南籍中国人翟某被劫杀，劫匪是翟某雇佣的持枪保安和曾经开除的员工。当时王新跟进了案件的调查。他从警方那里得知，就在案发前一天下午，翟某还曾经来警察局报案，声称有小偷翻入农场盗窃小猪和蔬菜。警方猜测保安可能是担心曾经参与过的内外勾结的盗窃事件败露，干脆先下手。

多名华商告诉本刊，稳定和安全曾是赞比亚的标签，如此频繁的恶性事件，在两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赞比亚位于非洲东南部内陆，长期依赖铜矿出口，被称为“铜矿之国”。

在非洲大陆上，它不像南非那样拥有强劲的工业基础，也不像尼日利亚那样人口规模庞大，但因资源丰富、社会相对稳定，而且与八个国家接壤，赞比亚一直是区域内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2015年左右，石圣芳前往非洲的那段时间，正是中资进入赞比亚最火热的时候，当时“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赞比亚政府也积极引进投资搞基建。

与此同时，早前红火的其他几个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在恶化：南非因为政局变动，资本大量撤离，经济地位下滑；安哥拉因高油价和石油财富吸引外资，但油价下跌后迅速衰落，社会秩序也随之恶化。临近的投资者和商人相继转往赞比亚。

吴明认为，这两年赞比亚的犯罪案突然增多与经济下行有关。2024年，受气候变化影响，赞比亚再次遭遇极端严重旱灾，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不光农业减产，工业和矿业也被拖累。水力发电占赞比亚发电总量的85%，缺水导致用电紧张，居民区一天能有五六个小时有电就算不错。企业生产成本高企，许多工厂只能减产、停产，引发裁员潮。多位华人告诉本刊，赞比亚的经济状况已经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杨梅说大旱下，粮食歉收，赞比亚有的普通人连饭都吃不上了。去年赞比亚一直在向国际社会求救。

在赞比亚新的动荡下，当地的中国人也在面对更紧张的关系。王新记得，2000年代初他刚来赞比亚时，这里的华人不过几千人，多是跟着央企、国际组织出来的，民营企业不多。

但到了2017年，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赞比亚的中资企业中民营比例已经超过90%。过去10年间，华人数量差不多翻了10倍，达到4万多人，除了制造业、农业，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赞比亚开赌场、KTV，这些消费场所都挂着中文招牌，中国客人进进出出。

中非关系研究学者、德国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杭蔚在赞比亚做了多年的实地考察，她提到，去赞比亚经商的中国人素质良莠不齐，也让当地人对中国人的感受变得更加五味杂陈。赞比亚人吉福特告诉本刊，中国人在赞比亚属于富有的阶层，加上许多中国人习惯携带现金，容易成为偷盗抢劫的目标。

误解和矛盾也出现在其他层面。李杭蔚提到，英语是赞比亚的官方语言，本地人多数能用英语沟通，但许多中国商人的英语仍停留在“很基础”的水平，比如不习惯使用敬语，经常被当地人认为颐指气使。吉福特在中资企业工作了10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他是一个中层管理者，他提到一个文化差异的例子：一位朋友向中国上级请假，理由是父亲去世，但被上级批评“你到底有几个父亲”，因为朋友前几年已经因为这个理由请过假了。

“实际上，赞比亚人会把父亲的兄弟看作自己的父亲，但中国人不太理解。这种误会挺伤人的。”很多中国人为了自我保护住在“院中院”，也就是在小区里加建一道围墙，造成与当地邻居进一步隔绝。

在石圣芳居住的简陋平房里，王伊宁找到了妈妈的两本日记，里边一共记了几十篇，形式像流水账。在很多篇日记的末尾，妈妈都在给自己打气。2025年4月17日，她接到了地接的零工，又借到了1000美元，她兴奋地在日记里写道：“本来以为将至山穷水尽，没想到柳暗花明。资金链断裂这关就此已跨越，建好1万（只）鸡的鸡舍，就可以开始数钱了。加油！”

石圣芳的日记（受访者供图）

王伊宁说，妈妈从来没有向她抱怨过在赞比亚的生活，她似乎乐在其中，“平时视频，她很多时候都在给我看她养的小猫、奶牛，这些动物她都是当宠物养的。看起来她生活状态非常积极，比在国内好。虽然也抱怨东西被偷、缺钱，但她不会太抱怨生活条件不好、状态差。”

她觉得，母亲想要的可能就是一种辽阔的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伊宁为化名）

排版：小雅 / 审核：小风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哎，这消息太让人心痛了。一个女人，为了梦想，远赴非洲，结果却……  这简直是人间悲剧啊。  希望警方能尽快找到凶手，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也希望所有在非洲经商的同胞们，能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真的太可怕了，这非洲淘金梦，风险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