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和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相比,日本的政党政治非常年轻,日本的整个政党政治,满打满算也就是一百二十多年。只不过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里,日本的政党政治可以说走的磕磕绊绊,一路艰险,一直到战后的1955年,才构建起一套真正的政党制度。那么,日本政党制度是咋来的,它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党这个西方政治概念也跟着传入日本,一同传入的还有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在这些西式观念的影响下,日本民间也逐渐就形成了一股争取自由民权的思潮。而这项运动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明治政府开设国会。尤其是在1873年“征韩论政变”后,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下野。第二年,板垣退助等人不甘心就这么下野失势,就联名签署《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就说“臣等伏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决策层上不在天皇陛下,下不在日本人民,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这帮人也不搞议会政治,几个人开个小会就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严重违反“五条御誓文”精神。
◇ 图为板垣退助(1837年5月20日或21日-1919年7月16日)日本政治家、军官(土佐藩军总司令、突击队总司令、营长)、武士,曾任东征土参道总司令参谋。他被授予一等勋章和伯爵爵位。曾任议员、议员和内务大臣(第十任和第十三任)
多说一句,“御誓文”是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开启明治维新的誓言。一共五条,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板垣退助不仅给大久保利等人通扣了一顶“违反五条御誓文”的大帽子,还在自己家乡公开结社,高举“自由民权”的大旗。从此日本各地民权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到了19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社会精英纷纷成立政党。这些民权运动迫使日本政府从“有司专制”渐渐走向立宪政治,也就是开设国会。在民间各路人士的争取下,最终,在1881年,明治天皇下诏开设国会,分设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其中众议院的议员经过民间选举产生。在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之后,1890年7月1日,日本进行了第一次大选。虽说是大选,但是其规模非常有限,根据明治时期的法律规定,要纳税超过十五日元,且年龄超过二十五的男性国民才有投票权。这已经刨了一大部分人了,要知道,明治时代的一日元,购买力换算成现在的日元差不多三万,折人民币差不多一千三四。也就是说按现在的购买力算,纳税十五日元相当于差不多两万人民币。这15日元还是纳的税,换成人民币,你年收入大概得在30到35万之间才有投票权。在财富限制的基础上还有性别年龄限制,最后还得把贵族,公务人员和罪犯排除在外,层层筛选下来,当时将近四千万人口的日本,只有四十五万人有投票权,只占到总人口比重的百分之一点几。
纵使如此,这也是日本政治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基于这四十五万张选票,日本选出了第一届众议院。而有了议院,议员们自然也就出于各种立场,开始抱团组成政党。在日本第一届众议院中,势力最大的则是立宪自由党,其创建者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板垣退助。在第一次众议院席位中,立宪自由党占到了300席中的130席,可谓是第一大党。只不过比起立宪自由党,众议院里更大的一个区分则是民党和吏党之争,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更高层面的问题,那就是国会与内阁政府的对立。
◇ 图为山县有朋(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是日本长州藩士,政治家,元帅陆军大将。勋位公爵。历任内务大臣(第一代)、内阁总理大臣(第三、九代)、元老、司法大臣(第七代)、农商务大臣(代理)、枢密院决议长(第五、九、十一代)、陆军第一军司令官、贵族院的决议员、陆军参谋总长
相较于欧美的国会,日本国会的权力在初期非常有限,真正的大权依旧掌握在藩阀手中。出身萨摩长州的藩士依然垄断了政府,军队还有内阁的要职。尽管藩阀中有伊藤博文这样,坚持要引入西方政党制度,认为藩阀也要改组成政党的人。但多数人,尤其以山县有朋为首的人还是坚持认为,政党制度只会引发没完没了的扯皮,降低行政效率,作为决策中心的内阁应该坚持超然主义,也就是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受国会制约。
只不过众议院虽然权力有限,但依然掌握着一项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审议通过每年的财政预算,这项权力也是众议院能和内阁叫板的底牌。在明治年间,藩阀主张扩军,尽可能充实武备,先提高军事实力,而民间更希望削减财政支出,少征点税,恢复民力。正因如此,众议院里分为了民党和吏党,民党主张休养生息,吏党则拥护藩阀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藩阀掌握了权力,但是因为众议院是民间选举产生的,所以自然是民党人数压倒性地多。虽然民党只是一个笼统称呼,并非是具体的党派名称,再往下细分才是立宪自由党,立宪改进党等等具体党派,但是这些党派多数时候都团结到一起,最终诉求和目的都是一个,逼着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减缓扩军速度,让民间喘口气。
◇ 图为桦山资纪(1837年12月9日—1922年2月8日),萨摩藩武士,曾任第三任警视总监、第四及五任海军大臣、第六任海军军令部长、第一任台湾总督、枢密顾问官、第十五任内务大臣、第十四任文部大臣等职务,并被叙勋从一位大勋位功二级伯爵
也正因有民党这股政治势力的存在,所以在众议院成立之初,内阁和众议院没少因为预算案问题吵架,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当属蛮勇演说事件。这事发生在1891年,也就是众议院成立的第二年,第一任松方内阁将次年的财政预算案提交给众议院审议修改。而在这个预算里,财政支出增加了650万日元,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发展海军,包括275万日元的军舰购置费用和225万日元的建设新钢厂费用。结果众议院一点面子不给,把这笔钱全部从预算案里删了,多一分都没给海军。看到这份修正完的预算,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勃然大怒,这个桦山资纪出身萨摩藩,自然拥护藩阀的超然主义立场,他认为藩阀政府是创建近代日本、维护国家独立的功臣,他眼瞅着众议院死盯着军费预算不放,就是民党跟政府作对,是日本强军路上的绊脚石。于是,桦山资纪就在众议院本会议上直接开骂:咱们海军打了多少仗,维护国家名誉多少次?四千万国民应该都记得吧?今天的日本政府和国家安宁,是我们萨长藩阀用枪杆子打下来的,你们这些民党议员凭啥指手画脚、削减国防费用?这场名为演说实为骂街的冲突,也是当时政府与众议院冲突的一个侧面。
不过,就算军队和藩阀政府再怎么跳着脚骂大街,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众议院也是天皇下诏书成立的,宪法里也承认其权力和地位,再怎么说你该低头的时候还得低头。当然,内阁也有手段反制众议院,内阁首相有权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在这个基础上内阁还可以跟众议院里的部分党派套套近乎,让人尽可能从民党转为吏党,分化众议院里的反对势力。像刚提到的蛮勇演说事件,最后就是首相松方正义第一次动用这个权力,解散了众议院重新选举,最后和众议院之间达成的妥协。
◇ 图为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沧浪阁主人,本姓林氏。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是前往
英国留学的长州五杰之一,带领日本完成了西化,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主要策划和发动者,曾任日本首任朝鲜统监府统监
等到1898年,这一招也不好使了,当时第三任伊藤内阁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议会两大党是立宪自由党,还有从立宪改进党改组而来的进步党。原本作为内阁,应该和其中一个党谈判妥协,但是在阁僚的反对下,没有和任何一个党谈好。按照此前的惯例,伊藤博文宣布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结果立宪自由党和进步党整了个大的,在新的一轮选举里,两个党合并到一起,成立宪政党。改选后的众议院更是宪政党一家独大,面对铁板一块的众议院,政府陷入了停摆的危机,伊藤又一次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藩阀自降身份,组成新政党参加选举,但是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阻拦下未能成功。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让宪政党党魁大隈重信出面组阁,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隈板内阁”。
◇ 图为大隈重信(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幼名八太郎,佐贺藩藩士、政治家、教育家。从一位大勋位侯爵。曾任参议兼财务大臣、外务大臣(第3、4、11、14、29任)、农商务大臣(第13任)、内阁总理大臣(第8、17任)、内务大臣(第30、32任)、贵族院议员。为早稻田大学的创校者,并任该校第一任校长。
这突然的一招反而起到了出乎意料的作用。尽管立宪自由党和进步党合二为一,但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抗衡藩阀政府和内阁,两个党在各种方面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统合,现在可好,伊藤直接不干了,让他们来组阁,矛盾一下集中爆发了出来。受任组阁的大隈重信是进步党出身,在用人上自然倾向于任用进步党系的人,结果就是自由党虽然跟着进入了政府权力核心,但是时刻受进步党排挤。大隈内阁没持续几个月,自由党的各路人士便相继发表声明,退出宪政党自立门户,其中甚至包括三名内阁成员。最终,大隈重信的内阁只持续了四个月便宣告解散,权力又回到了藩阀政府手中。
真正促成众议院和藩阀政府和解的,其实是日本近代的两次对外战争胜利,一次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赢清政府,还有一次则是日俄战争里打赢沙俄。这两场军事上的大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使得日本不再需要从民间收重税以扩张军队规模,而且经济体量也借由扩展海外势力而飞速膨胀,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在财政预案上的冲突。
而进入大正年间,也就是1912年之后,随着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日本也确实进入到一段重视内部发展的时期,基于良好的经济发展,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开始摆脱旧藩阀的阴影,向着真正的议会制国家转型。等到1927年,日本众议院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两党政治。一方是主张拥护皇室权力的立宪民政党,一方是主张扩大议会权力的立宪政友会。双方哪边在众议院里占据多数席位,就由那个党来组阁。如果仅限在政府这个领域,可以说大正时期的日本确实在朝着一个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包括咱们刚刚提到,有选举权的人在明治年间很有限,而进入大正以后,也开始出现其他人群,诸如女性,低收入人群对投票权的争取。
但问题就在于,在政府以外,有一个很要命的因素在威胁着这种政党政治,那就是军队。在明治维新以来,军队一直是独立于政府行事的,历任内阁,陆军海军大臣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听元老的,不听政府的。而众议院在政治权力上的扩张也止步于政府,对军队那是一点辙也没有。在大正年间,因为对外相对和平,军队也没有挑事的空间,而进入昭和年间,军队则开始蠢蠢欲动。
◇ 1932年5月15日(昭和7年),受井上日将影响的年轻海军军官,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和爱教塾一起,袭击了首相官邸、立宪政友会总部、日本银行、东京警视厅等地,刺杀了第29任首相犬养毅
矛盾最开始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军部擅自挑起九一八事变,控制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犬养毅内阁为了国际名誉的考虑,拒绝承认伪满洲国,这引发了军队对于内阁的不满。而在日本签订伦敦海军条约,承诺限制海军后,更是加剧了海军对于内阁政府的不满,最终,1932年爆发了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遇刺。首相一死,这一任内阁肯定干不下去了,但是接下来怎么走又是个问题,当时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很担心,如果继续由政党来领导内阁,接下来与军方的冲突将更为激烈,所以主动提出,放弃此前的政党内阁制,让海军中的稳健派,退役海军大将斋藤实带头成立内阁,以此希望缓和政府与军队的矛盾。这不仅是日本军方第一次将手伸到内阁,也是第一任所谓的举国统一内阁,此后组阁权就一直没有还给众议院政党,要么是军队相关人士,要么是拥护军队的右翼政客。
你这么干,就意味着政府向军队让步,从众议院的角度当然不能接受,你让一帮军人凌驾于我们头上,这怎么可能?所以在前几年,众议院没少给内阁使绊子,像是后来的冈田内阁,热衷于巩固天皇的“现人神”地位,结果招致了主张限制天皇,扩大议会权力的立宪政友会不满,直接在众议院发起了对于冈田内阁的不信任投票。直接导致1936年众议院解散重组,结果刚重组完没几天,二二六兵变爆发,更是把本就混乱的政治局势搅得一团浆糊。而在这种政局混乱下,军方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高,毕竟他们手里有枪杆子,各方势力都需要军方的安全保障,有五一五和二二六两桩兵变在前,也没有政客敢拿自己生命乱开玩笑。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政党制度快速走向衰败。
最终结果,就是近卫文麿的上台,在他的任上,军队彻底没有了限制,开始倒过来裹挟政府行动。1937年6月近卫文麿第一次组阁,7月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日军开始全面入侵中国。这时候的日本众议院里,各方政党对于政治施加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等到1940年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的时候,人彻底不装了,宣布发起新体制运动,取缔所有政党组织,建立大政翼赞会作为唯一的合法政治组织。虽然大政翼赞会自称是为了公共目的而建立的结社,但实际上它基本就是朝着纳粹党看齐的独裁政党,除了没有希特勒这种个人独裁外,该有的都有。众议院也被大政翼赞会所控制,日本曾经的政党政治彻底不复存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后,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政治权力被整个重组,此前的昭和军政府那一套也被彻底废弃。政党制度这才有了再兴的土壤,首先是1945年11月,旧立宪政友会的鸠山一郎与河野一郎以及吉田茂等人组成了日本自由党,而战前活跃的左翼人士则组成了日本社会党。两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历经分裂改组,自由党分裂出民主党,社会党则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在1955年,执政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也就是现在的自民党,而社会党也结束了分裂,成为第一大在野党。自民党代表亲美反共的保守势力,而社会党则代表社会主义势力,在此后的历次国会大选中,自民党长期居于优势,而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也一直制衡着自民党。这套体制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年,因为是在1955年形成,也被人称作55体制。直到1993年,包含社会党在内的7党1会派组成的联盟才勉强击败了一次自民党,打破了一次55体制。但联合政府因为内部分歧太大,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宣告解散,又变成了自民党一家独大的状态。2009年,麻生太郎带领的自民党选举惨败于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这算是55体制第二次被打破,直到2012年安倍晋三带领自民党重返执政党地位。
说起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的55体制之下,几乎一家独大的自民党都受制于各路在野党,尤其是在修宪这个问题上。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动议修宪需要众议院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而从1955年以来,自民党从未能占据三分之二的席位,直到现在,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打破了历史,真的控制了超过三分之二席位。当然,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人都觉得高市带领的自民党会重回极右翼的老路,把日本往战争的路上领。但真去研究研究他们的竞选纲领,其实不难发现,自民党这竞选纲领,在内政方面自民党开始重点强调减税,降低国民负担。而在修宪路上,自民党只是开了众议院的红灯,在参议院里依然未占多数,就算动议修宪,参议院也不一定通过,就算参众两院都通过,修宪动议还要经过全民公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日本政党政治走过的百年史,从明治维新后自由民权运动催生国会,再到昭和“大政翼赞会”消灭一切政党,最终在战后形成稳定的“55体制”。历经专制、动荡与重建的日本,好不容易形成的政党政治,这种稳定恰恰来自和平宪法第9条对军权的约束。就算自民党一家独大,它的提案也得通过议会,考虑民生来维持自己的长期执政,而不是靠什么军部或超然主义。退一万步说,当年日本的政党系统被破坏,其根源在于军队从外部横插一脚,现如今,日本连军队都没了,自卫队被严格禁止担任任何政府公职,想要复活什么军国主义,简直难于登天。